台灣麻醉醫學會

摘錄自《台灣麻醉回顧與展望》

西方醫學的麻醉正式始於1846年，在此之前的麻醉可以說是用草藥和鴉片做止痛來減輕外科的痛苦。麻醉在台灣的發展也是如此，大致上以日據時代和台灣光復的年代來分為三個大階段，分別是荷蘭人據台至清末日本接收台灣、日據時代和台灣光復後至今。台灣由於天津條約之故，於1859年開放門戶，西方醫學才得以進入，而西方醫學的傳入也同時開啟了麻醉這一神奇又多采多姿的一頁。

一、荷蘭人時代至日據之前

十六世紀之時，荷蘭佔領南台灣時，就極力從事殖民工作，西方人除殖民之外，來台的動力即在傳教和醫療。明朝天啟5年（1625年），佔領台南安平時的省長Dr. Marten Sonk即為西醫師。另據長崎商館日誌記載，鄭成功之父鄭芝龍因母和妻染惡疾，於1640年延請荷蘭外科醫師Philips Hijlman由台灣至廈門去診治，滯留三個月才返台。在那個時代，外科醫師兼作麻醉，如何做並不知道，但可確信的是教士和軍醫隨荷軍、東印度公司和西班牙軍隊入台，早有外科的醫療行為。

在明天啟六年（1626年），西班牙人據有北部基隆時，道明會神父Fn. Bartolome Martinez就隨著12艘中國戎克船和二艘西班牙戰艦與五名教士登陸，並在和平島建立教堂，隔年Francisco Mola神父又帶了四位教士在附近擴展建立教堂。由於早期天主教傳教士和修士，很多是具西醫知識的人員，因而傳教和醫療是合併進行的。據巴達維亞城日記的記載，1637年4月，日本長崎代官平藏有封致荷蘭總督的信中就有感謝他由台灣轉至日本的醫師Maerten Wesselingh的治病和造酒的欣喜。另外1641年12月，東印度公司有自安平離開的船在廣南遇海難，其中82人遇救，被虐幾致死，只有砲手二人，外科醫師一人反而被廣南王任用，足見當時醫療之珍貴。當時荷人在台灣已設有西醫院，「1645年1月……，派阿多里亞……勒爾調任孤兒財產管理所長兼醫院管理人，……載至台灣窩灣（安平）之藥箱不整齊，一如證明書短少多數藥品。」（巴達維亞城日記（二）， 450-451頁，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而西醫院的地址為安平區延平街86號，今為安平文化資產館。於1661年鄭荷之戰時（巴達維亞城日記），「司令官Jacob Caeuw……於8月12日……安全抵達大園錨地，……該艦隊之前來，於Zeelandia城引起異常狂喜，甚至病患及跛者亦跳出病房，歡聲四揚。……」「本事件之後，經檢閱我兵員，發現健全舊兵370人，新兵498人在城與堡壘之內。病患300人則在醫院。由於此次不幸戰鬥，長官及評議會決定嗣後對敵人不再出於攻勢，以防戰為主。」拜咸豐九年天津條約之便，台灣門戶開放，西方人通商和傳教，也將西醫和麻醉的神奇帶入台灣。1859年道明會神父郭德剛（Ferdinando Sainz）自福建廈門至打狗登陸，於1861年建立萬金（屏東）天主堂，1864年建立鼓山天主堂時，隨行的修士即已做些醫療的宣教行為，但麻醉的醫療並未提及。

1864年，英長老教會派了首任醫療宣教士馬雅各（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M.A.,M.D.）來台醫療傳道，並於1865年6月16日設立了今日新樓醫院的前身－看西街醫館，馬雅各醫師在台南執行切除白內障和腎結石手術，成功治療不少病人，但其麻醉方式並沒有詳述。另外在1872年加拿大長老會派馬偕牧師（Dr. George L. Mackay）於淡水的傳教事業中，亦建立了今日的馬偕醫院。由於長老教會原來即以醫療傳道的主要方式來台，所以相關的醫療資料比較多。例如在彰化，1895年抵台的蘭大衛（Dr. David Landsborough），正好接上日據時期，以他為主在彰基的醫療事業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資料。

根據清代「海關醫報」記載，住淡水醫員Dr. B.S. Ringer於1875年與加拿大長老教會醫療宣教士華雅各Dr. Jacob B. Fraser共同切除頭頸部腫瘤，其中記載：「病例1 - KIAM是一位56歲女性病患……4月26日，病人在麻醉劑的作用下，切除腫瘤，皮膚邊緣以銀線縫合……之後病人回家，並帶著一些抹疼痛的鋅藥膏，一星期後，她自己又回來……」；「病例2 - KHIN，一位56歲的苦力，1875年12月9日來診所……，我們給予病人一劑量的鴉片，因為他沒用麻醉劑忍受手術……」，以上可能為目前台灣最早紀錄使用麻醉劑和術後止痛的文獻。

另外，根據「海關醫報」，駐台南的海關醫員W. Wykeham Myers（英皇家外科碩士）於1879年7月上任，於其服務期間為一位動脈瘤的病人做了氣管切開術，此例為台灣最早的呼吸道重症處置的治療紀錄：「……病人瀕臨窒息，幸運的是同事安彼得醫師（英長老會宣教士）的幫助……我們在甲狀腺的峽部上打開氣管……」（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論文---清末洋人在台醫療史，蘇芳玉著）劉銘傳曾於1884年10月19日親自到淡水馬偕醫館，向主治醫師約周漠森與英艦克苦合法號軍醫布羅恩醫師致謝他們於法軍封鎖台灣期間，對戰傷士兵的治療照顧，並捐款給醫院（台灣的過去與現在，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但對於其中手術治療並未說明麻醉細節。由於現代麻醉學的發展始於1846年，在軍隊裡和早期的在台傳教人員中有部分的手術已使用了西方的醫術和麻醉方法，有些記載必須從教會人員的歷史紀錄中去尋求。光緒12年，劉銘傳設立了台北官醫局，特召西人醫師駐任，亦為有感於西醫神奇之效。

二、日據時代

這時期以彰基為例，其醫院在1919年左右，平均一個手術日的早上有12台刀，其中有兩三個大手術。（見於「蘭醫師Dr. Lan」連瑪玉著，劉秀芬譯）除此之外，蘭醫師每日要看400個以上的門診病人，可見西醫當時在台灣受到相當的重視，而麻醉的情形是由蘭醫師做半身麻醉，再由護士把脈（由王光膽醫師提供）。大約1910年，蘭醫師訓練的醫員中，高年級的學生必須負責麻醉的幫助。「1920年，麻醉使用Chlorform倒在紗布上由此滲入，病人聞藥約10分鐘就麻倒了。麻醉中若病人移動或快醒，就再滴幾滴麻醉藥。麻醉中的監視僅靠觀察病人瞳孔的變化，若瞳孔變大，即不再加藥，否則會麻太深。……」（麻醉科簡史 王錦華、蔡銘雄）。

當時有一份由中國醫療傳道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於1887年3月開始發行的雜誌──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蘭醫師於1913年9月聯合小馬雅各醫生在這刊物提出一篇文章 『A PROTEST AND A CHALLENGE』，表達其對於Dr. Samuel Cochran發表在同一期刊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中關於氯仿的使用建議上的異議。在Dr. Cochran的文章中認為氯仿的危險是不容置疑，因為「……休克現在已經知道很大的因素是因血管收縮的神經輕度癱瘓，氯仿對血壓有很深的壓制作用，病患用這種藥物會很快顯現出休克的症狀。尤其在急診外傷的病人是一種禁忌，雖然它方便於使用時的決定，可是病人容易處於休克現象……」，在其引用的學者研究中顯示氯仿對於有脂肪變性的心臟病人造成肝小葉中央壞死現象，有時會造成身體劇烈的不適而致命，而在對狗的實驗上，一天使用2至3次，將會使狗死亡。此外亦會造成血液循環上凝血的問題和孕婦的致命。Dr. Cochran亦指出在美國當時已出現對於氯仿的使用採取反對的態度。

然而蘭醫師和小馬雅各醫師對於氯仿的應用與Dr. Cochran大為不同，在他們的論文中提到，認為Dr. Cochran的理論在中國並不適用，因為他們的經驗是，在他們的醫院（台南醫館和彰化醫館）中，使用氯仿麻醉的手術中造成的死亡，在10,000件中，僅有5件（這5件分別是兩位有巨大卵巢腫瘤的患者，均在手術開始前死亡、一位是下顎壞死、一位是有水胸的分娩病例、一位是外國人氣管碰撞的病例）。而這5位都是因為在手術前已出現呼吸障礙，因此算起來，他們因氯仿造成的死亡率是1/2000，且施行麻醉者由一些受過訓練的中國助手來做，並非由受專業訓練的麻醉人員。而他們運用在所有的手術中，包含一般的及特殊的外科手術，如幾百例的下腹部手術，許多甲狀腺切除、膿瘍症等病例，並未見到在氯仿麻醉後中毒的。他們更強調這並非表示氯仿對中國人的危險性低於英國人或美國人，這也許是醫師未注意酒精，或者全然未注意到使用氯仿後的中毒是因飲食中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和手術前沒有空腹所致。他們並勸告那些對這個問題抱持著猶豫的外科醫師同業們，直到有明確的證據提出前，不要放棄目前所擁有且提供良好的、可靠的麻醉技術。這篇論文和Samuel Cochran的『RECENT ADVANCES IN ANESTHESIA』，把麻醉在台灣的情形做了一個最早期的描述。

對於當時運用麻醉的經驗和態度上，蘭醫師與文輔道（Dr. Harold Mumford）合著的文中（1972年）提到：「不只小型的手術，連許多大型的手術都使用局部麻醉（注射Cocaine preparations），而不少於全身麻醉（吸入Chlorform或Ether），這證明局部麻醉是很舒服的，且病人寧願在手術時能保持清醒而免於疼痛。這對於經常處於危急狀態中的急性下腹部病症者尤為重要。我們有信心將對於許多嵌閉性疝氣的病患能夠免於氯仿的致命性歸功於局部麻醉。」當時連拔牙也全身麻醉，台灣民眾對於麻醉的觀點是有點害怕，但有過麻醉經驗的病人卻覺得免痛很了不起，並稱麻醉為「迷be」。

於1928年開創台灣醫療史上器官移植的先例──皮膚移植的切膚之愛也說明了麻醉的部分角色，「……此次手術乃為異體移植，參與的醫師有蘭醫師、蘇振輝醫師、許琨醫師。手術過程為以氯仿為周童（周金耀牧師）和蘭醫師太太進行全身麻醉，先為周童清除……」（輔仁大學歷史所論文---台灣醫療傳道史之研究 賴志中著），故事主角周金耀回憶說：「在手術期間，由於麻醉藥力不夠，我於麻醉中甦醒，親見蘭醫師正對他太太動手術……」（彰基百年紀念麻醉科簡史 /王錦華、蔡銘雄）因有個不完美的麻醉，造成了動人完美的歷史見證。

當時在麻醉和西醫的教學方面，教材大多由日本取得，而彰 化教會另行訓練醫學生所使用的書是由宣教士以白話羅馬字自編的（以廈門音為主）教材，修業年限為四年，畢業證書是由日本總督府頒給的島內醫生免許狀，授課老師為蘭醫師、林朝乾、林一鹿、林安生等人。授課在晚上，學生白天為服務病人，高年級生負責麻醉病人。

根據本編輯小組訪問目前退休在英國的蘭大弼醫師（Dr. David Landsborugh）──小蘭醫師是蘭大衛醫師之長子，是台灣神經科醫師的先輩，他稟承父志，曾於福建泉州惠世醫院（今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前身）從事醫療傳道工作，大陸淪陷後來台並擴充父親創始的彰基成為當時台灣中部最大的西醫院。關於日據時代的麻醉情形，他有如下的說明（口述）：「基本上，我父親對於全身麻醉是比較習慣的，因為他本人是愛丁堡醫學院所訓練的人，你知道Chlorform的發源地就是愛丁堡大學，這種麻醉方法與日本人和台北畢業的醫學生的認知是有些不同，當時日本人醫生和台北畢業的醫生對於全身麻醉是有點怕怕的，他們可能對於半身麻醉反而相當重視，甚至有些只做局部麻醉。……至於麻醉訓練是和一般的醫學訓練一起的，教材有從德國、日本和英國來的，日本人這一點很有意思，陸軍學德國，海軍學英國，醫學兩者都學。 我父親在彰化訓練的醫學生平均是四至五年，然後參加考試及格，日本政府頒給證書，可以准許在鄉下開業，他們都有學麻醉，大約兩至三年，父親對於他們有信心了，則可自行開刀麻醉的作業，這大概是1925年至1930年左右的事了。……我記得我十四、五歲時，我到大陸讀書（編者按，至大陸煙台讀書，每年回台一次），有次放假回來進開刀房，看我父親手術，那天早上有一台是盲腸炎，有一台是膿胸手術，上全身麻醉；接著又看見一位許醫師，是台北醫學校畢業的，也做了三、四個手術。……另外是有關於術後的止痛，你知道當時倫敦大學使用Morphine是很普遍不過的事，手術前會給一些，手術後也給。我父親也有這麼去做，但日本時代，他們很注意這個藥，怕上癮，所以很小心地給，給很少，台北畢業的醫生也是對這個藥很小心，這是很敏感的事情。（編者按，日據時期約1900年代，吸鴉片人口有160,000人，約全台6.3%的人口，約1942年的小蘭醫師的時代，全台吸鴉片人口已減至6000人，是因為改為嚴禁政策之故。）當然手術後加護照顧那個時候就不像台北馬偕或台南新樓，我父親一向認為愈簡單的是愈好的……。」

清末中國的積弱實始於一種麻醉藥劑──鴉片，鴉片戰爭失利後，列強趁虛而入，中國門戶大開，日本深知鴉片之危害，故於其本土實施嚴禁政策，但在台灣這塊「土人」之殖民地，基於殖民考量和財政的利益，卻是採取放任的態度，即漸禁政策，但卻絕對禁止將鴉片傳給日人。當時其眾議院副議長島田三郎的話：「支那人種一般嗜吸鴉片，台灣土人亦承其弊，傳病毒於子孫……鴉片斷需解禁……，然而，剝奪其多年積習之嗜好，是土人最難忍受之事；更進一步可藉由此事，若有違反者，直接捕拿驅逐出境。如此，直接可得鴉片禁止之利益，間接則有支那人種驅逐之利益，這豈非一舉兩得？」（1895年9月5日，「太陽」---謝春木著「台灣人的要求」pg.159-161），而在台的有志之士，如：蔣渭水、蔡培火、韓石泉等人有感於此，在組織「台灣民眾黨」時公佈的訴求中，第二條即為反對鴉片的許可政策，甚至於民國17年致電日內瓦的國聯，請求阻止這個政策，是年制定了日內瓦國際鴉片協定。

由於國際上的壓力和鴉片利益的減少，日本政府才開始在台實施被國人視為「恥辱」的鴉片許可政策改為嚴禁，並且由當時台灣第一位留日醫學博士杜聰明先生來組織和實施，成立了更生院，以杜氏為院長，做戒癮的行動，當時的內務警察課就有鴉片取締部門，由此可見當時社會受鴉片危害之烈。杜博士在1931年至1945年間與其團隊就鴉片問題就發表了21篇論文，這也是台灣在麻醉學術研究上最早有系統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篇是世界最早由尿中嗎啡含量來診斷鴉片上癮的文獻。另值得一提的是，杜氏也研究蛇毒中神經毒素的分離，該製劑類似麻醉藥品可治疼痛且無成癮副作用，似可取代鴉片。以後台大醫學院的藥理研究所在他的基礎上，繼續研究擴充，對其他醫學領域亦提供了許多直接或間接的幫助。